【新闻】天津老话儿从哪来专家听天津话就像听相声

上述方言摘自中国方言网

天津北方网讯：据相关部门及专家学者经多次实地调研、查找档案资料得出结论，天津方言母语区的“根”，即皖北以固镇、宿州和蒙城这个三角区域为中心，其四界范围大致是江苏徐州市以南、淮南市以北、涡阳县以东、五河泗县灵璧三县以西。

5月22日至27日，天津市档案局(馆)、天津电视台和本报记者组成采访小分队，赴安徽实地寻访天津话的发源地，拍摄天津方言寻根溯源纪录片。天津方言专家谭汝为、天津曲艺名家刘德印、天津民俗专家郭文杰等共同前往。

此次天津方言寻根溯源，是建立在2015年天津市档案馆完成的“天津方言语音建档工程”基础上，对天津方言文化产品的一次创新开发与利用，是对天津方言保护形式的一种延伸与拓展，旨在通过把地道、老派、正宗，具有代表性的天津话“母语”以音视频形式立体记录下来，构建一套体系完备的天津方言语音档案资源库，实现对天津方言资源的抢救性保护。

采访小分队分赴合肥、蚌埠、凤阳、固镇、蒙城、宿州等地，与当地学者及原住民交流对谈，着力于发现当地语音与天津方言的近似之处，为天津方言寻根，留下津皖两地的一段佳话。

天津市档案馆档案编研专家周利成(左二)与当地学者交谈

寻源

天津方言出自皖北

蚌埠市名中医、作家李凤山第一次被误认为天津人，是在1965年。那时他刚刚考入安徽芜湖医专，开学不久去图书馆，管理员老师跟他聊了一会儿，忽然说：“听口音你是天津人吧？可今年学校没在天津招生啊？”这让他感到一头雾水，自己讲的明明是纯粹的蚌埠方言啊。

“我后来去过好几次天津，在街上特意听天津人说话，常觉得自己如身在蚌埠。”在蚌埠市龙子湖南北分界线标志雕塑旁，李凤山又一次说起自己被误认为天津人的故事，仔细分辨他的口音，确实与天津方言音调颇为近似。

那么，天津方言出自皖北之说，最早源于何时？曾主编《天津方言词典》的谭汝为教授向记者讲述了一件往事。上世纪80年代，一直在研究天津“方言岛”问题的天津学者李世瑜，偶然发现来津表演的凤阳杂技团演员的口音很像天津话，这让他如获至宝，立即启程赶赴安徽实地调查。火车经过固镇，车上两个小伙子争吵起来，一口天津话。他上前劝阻：“都是老乡，出门在外不容易，互相谦让点儿吧！”谁料小伙子不领情：“嘛出门在外？我是本地人！”下了火车，李世瑜在一个茶摊前坐下，与老掌柜聊天，竟被对方误认为是固镇人。他由此作出推断，天津方言正是来源于以固镇为中心的江淮平原。

近年来，天津有关专家学者又先后数次到皖北地区进行调查，与当地专家学者就两地姓氏传延、方言的形成、方言的对比、语音语调、文化习俗等实例进行深入探讨；分赴蚌埠市档案局、固镇县档案局、宿州市档案局、亳州市蒙城县档案局和当地博物馆、宗祠寺庙等文化场所考察、查找资料；在固镇县王庄镇市集现场采集音频资料，从多个渠道充分印证了李世瑜先生的观点。

最新的这次实地考察，采访小分队有了更多收获。一行人走访了凤阳县鼓楼；固镇县王庄驿道、早市场和早点铺、老饭馆；蒙城县琴书茶馆；宿州市夜市大排档等当地市井生活场所，发现当地人与天津人在语音上较为接近，一些词汇也有近似之处。比如，天津人管鲤鱼叫“拐子”，当地人叫“鲤鱼拐子”；天津人管油条叫“子”，当地人叫“油子”；当地人不说“粥”而说“稀饭”，不说“红薯”而说“山芋”，与天津相同。另据了解，皖北地区的民风、婚俗与天津也有接近之处。

这些词汇的相近，当然未必能进一步证实天津方言的根源所在。同行的天津民俗专家郭文杰坦言，要理性看待语音寻根，不能牵强附会。他操着一口纯正的天津话：“天津话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融合了满语、蒙古语，以及少量英语、俄语、日语，津皖两地的词汇即使相同，恐怕也很难证实这些词就是600多年前从固镇当地传到天津的。这些词汇有的是全国性的，不足以说明问题；有些可能是特殊词汇，但我们实在无法印证了。”

但郭文杰仍然可以肯定，天津与皖北地区在语音上必有传承。“天津与皖北相差近千公里，但是来到这里以后，能感受到两地语音的系统是一样的。像我这样说相对比较纯的天津话，在固镇、在宿州，大伙都觉得很亲切。”

天津人胡椿华(右)与固镇县王庄镇老书记左然为

溯史

皖籍军兵驻守形成方言岛

固镇县王庄镇，乡间一处田埂上，70岁的天津人胡椿年见到了73岁的当地老书记左然为。

王庄，素有“固镇南大集”“九府通衢”“凤北第一镇”之称。“王庄源于宋末元初，当年属凤阳府管辖，从南京到北京，一定会经过这里。”左然为老先生声音洪亮、干脆，听上去也有几分天津味。

胡椿年自小便听自己的叔伯爷爷讲，600多年前燕王扫北，胡家祖上从安徽来到天津卫。这句话把他的耳朵都磨出了茧子。“我叔伯爷爷还告诉我，我们祖上可能就是来自安徽固镇一带。”

左然为向胡椿年提供了另一条更重要信息，王庄镇当地胡姓家族多达500余户。胡椿年脸上露出笑容：“从左先生提出的这两个细节看，我们家的祖籍很可能就在王庄镇。”

胡椿年家的族谱早已遗失。他的叔伯爷爷还告诉过他，胡家祖上在明朝做过小官，到胡椿年爷爷这一代，家族中多为职员或商人，住在东门里的一个小院里。后来胡椿年的父亲搬离东门里，逢年过节，胡椿年一家人仍要回老宅拜望长辈。他家的某些生活习惯和说话方式，已经延续了600多年。

胡椿年的家族往事有一个关键词――燕王扫北，这是一个在民间流传已久的故事。《明史》记载，明建文元年(1399年)，朱棣以“靖难”为名从北平发兵，与其侄朱允争夺皇位，率兵从直沽渡河南下。后燕王夺权成为永乐大帝，迁都北京。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高艳林曾考证出天津建卫之初三个卫所的军官，原籍清晰者共293人，其中来自安徽省的84人，来自江苏省的56人，且都是皖北和苏北人。由此推断，皖北和苏北籍的军兵及家属也占大多数，其人数大大超过直沽的原住民。

谭汝为也谈道，他曾与多名专家学者经多次考证后一致认为，这些军兵及家属正是津城最早一批移民。这些移民实行军事建制聚居，家庭承袭，邻里相望，于是，相对牢固的方言岛悄然形成。

到了清代，随着李鸿章的淮军入津，《天津志》记载如马玉昆、马金叙、马毓宝等安徽蒙城籍将军就有20多人，恰好进一步巩固了天津方言岛的地位。

不过，对于天津方言源于宿州、固镇一带的说法，当地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意见。宿州学院教授唐爱华就曾撰文指出：“天津方言的底层是冀鲁官话，但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受到北京官话、东北官话、胶辽官话的影响。”

同为宿州学者的王彩法则认同天津专家的考证，即朱棣确曾在凤阳招募士兵带到北方，这些军兵的口音影响了天津方言的形成。他引用上海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在其著作《中国移民史》中的观点：“移民族群人数少，他们的方言就要被当地方言同化；移民族群人数比较大，就可以形成方言岛，不会被周围方言同化。”他也从《明史》中找到依据，明朝时期的户籍有军户与民户之分，军户屯田耕地，家中男丁世代为兵，所以族群数量相应就比较大一点。

天津市档案馆档案编研专家周利成谈道，目前已经基本确定了天津方言来源于固镇、蒙城、宿州这一三角区域。但学界至今尚存两种说法，即1404年燕王扫北时大量皖军进津说和1870年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后的淮军入津说。档案部门在安徽省档案馆和蚌埠市、宿州市等地的档案馆均未找到相关档案。他们还将再赴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1870年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后淮军入津的档案。

蚌埠市名中医、作家李凤山(左)与天津学者谭汝为交流

乡音

许多文化大师都说天津话

天津市档案局(馆)从2013年年底开始筹划“天津方言语音建档工程”，将天津方言用语音形式记录并存档，希望借此留住乡音，找回乡愁。市档案局(馆)张长林副巡视员表示：“现在我们有些天津人可能羞于说天津话，这是一种文化的不自信。其实天津人热情好客，天津话幽默诙谐，值得我们骄傲。把天津方言中核心的、灵魂的、内涵的东西挖掘出来、展现出来、流传下来，也是继承传统文化、提升文化软实力的一种很好的方式。”

“天津方言语音建档工程”邀请了几十位老天津人录制天津话发音，今年62岁的赵连财是其中之一，他也参与了这次天津方言寻根活动。

为“天津方言语音建档工程”录音的那段时间，赵连财常回想小时候听老天津卫人说话的语音、腔调。他觉得，近些年天津话发生了很大改变：“老辈人常说的形容词、感叹词都不怎么用了，像洋火、清酱这类词也很少再用，现在年轻人不这么说话了。天津话很复杂，天津方言特别讲究，‘固秋’和‘奋秋’就是俩概念。留住天津话，也就是留住我们文化的根。”

2015年，包括胡椿年、赵连财在内的参与“天津方言语音建档工程”的老天津卫们，共同参演了一部天津方言剧《这年过的……》，这部舞台剧的编导正是郭文杰。坚持说天津话的他，多年来一直在做一项工作――挖掘、整理天津话蕴含的文化味：“天津话里有历史、有文化、有民俗，天津话的表达非常精准，天津话对于北方语言有重大贡献。有人说天津话哏儿，但天津话从来不是简单地取悦他人。有人误以为天津话有齿音字，天津人大舌头，其实不对。比如‘吃’，这个字在天津话里不用齿音字。天津人过去管‘上学’叫‘上xiáo’，但是没有‘xiáo校’这个词。这是天津话的学问。《红楼梦》里也有天津话，像‘就和’‘靠(kào)色’等许多与天津方言相通的词语都曾多次出现。”

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因为一些影视剧中反面人物说天津话，导致天津话很无辜地被误解和矮化，甚至有不少人认为天津话土，说天津话的人文化层次低。

随着时代发展，这种现象有所改观。谭汝为在《天津方言与津沽文化》一书中指出天津方言的正面价值：“从《没事儿偷着乐》里冯巩扮演的张大民、《武林外传》里的捕快燕小六，到杨议编导的《杨光的快乐生活》，由于天津民俗文化和天津话特有的喜剧元素，逐步扭转了以往影视剧中说天津话的人物的负面形象，天津方言已经成为淳朴、明快、幽默的城市文化符号。”

天津快板名家刘德印以高英培的相声为例作出了更具象的解释：“高英培说天津话大伙就都非常爱听，‘得啦，嘛艺术，你们那玩儿有嘛啊，俩人站那一白活不就完了嘛！’他没有齿音字。他说‘可赶上这拨儿了’，发音是‘这’，不是‘介’。还有像‘这人真哏儿’‘你别打嚓了’，都特别能表现天津话的特点。”

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人恪守着天津话，文化水平高的人放弃了天津话，郭文杰认为这是因为大家对天津话的误解太深了：“其实，天津话并非与文化绝缘。过去张伯苓先生就是一嘴天津话，像梅贻琦、赵元任、李叔同、曹禺、黄佐临、焦菊隐等大师级的人物，都是天津生天津长，肯定也都有说天津话的阶段，甚至可能一直说天津话。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标志，我无法阻止天津话的衰落或者消失，我能做的就是告诉大家，天津话不是简单粗俗的语言。”

凤阳学者孙祥宽与天津民俗专家郭文杰(右)交流

访谈

听天津话就像听相声

――访天津方言专家谭汝为

记者：天津为什么会出现方言岛现象？

谭汝为：方言岛是语言学的一个术语，由于历史上大规模移民，使外来的方言势力占据了原来某方言区，形成被原方言区包围的独立的方言区域。天津方言区域基本就是以老城厢为中心的天津市中心区，它的东、南、西三面被静海方言片包围，北部则是武清方言片，这就形成了一个方言岛。天津方言的来源，可能是明代军队里通用的“南京”(南直隶，包括今江苏、安徽)官话。明朝中期天津卫人口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从军、经商的安徽、江苏人成了天津卫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人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比较高，可以保持所持方言乡音不被外界影响。于是，具有低平调的皖北方言就成了天津卫的通用语。

记者：您曾多次赴皖北考察当地方言与天津话之间的关系，两地方言的相似度有多大？

谭汝为：经过多次实地调查考证，从语音、声调、调值、调类以及变调规律来说，固镇、蒙城地区的方言与天津方言基本一致。从词汇上来看，固镇、宿州、蒙城与天津方言词汇相近，而凤阳最远，合肥次之。这种相似性，可能是同步发展的结果。

记者：我们现在一直在推广普通话，这与保护天津方言之间是否存在矛盾？保护方言是否会对推广普通话造成阻碍？

谭汝为：推广普通话是一种趋势，实际上天津话也呈现出逐步向普通话靠拢的趋势。从20世纪初开始，天津话的语音逐渐变化，形成了与“老派天津话”相区别的“新派天津话”。如今60岁以下居民所说的天津话，早已不是纯粹的天津话。随着老城里、南市等居住区的拆迁改造，外来人口大量增加，很多天津话的老词语在慢慢流失，一些幽默、淳朴、生动的老天津话，年轻人都已不大会讲。地域气息浓郁的俗语、俚语更是被逐渐遗忘。因此，对原汁原味的天津方言语音词汇进行抢救式的记录、保存和传承，完全必要且亟待实施。天津话不好学，像姜昆、李金斗这样的著名相声演员，学说的天津话发音也不怎么对。这也可以说明天津话非常有价值。

记者：作为研究天津方言的学者，您如何评价天津方言的文化内涵？

谭汝为：天津最突出的是码头文化和民俗文化，天津的民俗文化里面包含着幽默情节，这就体现在天津方言中。天津方言里有一个典型的词：哏儿，蕴含了天津人乐观、豁达的胸怀。拿最典型的相声来说，虽然兴起于北京，但作为码头城市的天津却是培育相声成长发展的沃土，张寿臣、马三立、侯宝林都是在天津演出多年，成名之后才走向全国的。天津方言简短迅捷，嘎嘣脆，外人听来就有一种天生的幽默效果。

记者：不喜欢天津话的人认为天津话太贫气，您怎么看？

谭汝为：其实幽默和耍贫嘴是有区别的。幽默是睿智的标志，是热爱生活的体现，是胸襟宽阔的昭示，是心灵求真向善的反射。而耍贫嘴却是格调低俗、境界浅陋、难登大雅、令人腻歪。真懂幽默者，是与人为善，敢于自嘲，显示出强者的磊落。从耍贫嘴到幽默，需要文化的提升，道德的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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